虎年正月初一上午，我照例通过电话向千里之外的“老西藏”拜年。“老西藏”今年93岁高龄，耳聪目明，声音洪亮，读书看报自如。   

    小时，我家粉墙黛瓦的百年老宅大门上，赫然挂着一块蓝底红字木牌，上书“光荣军属”。我不知这块牌是发给谁的，爷爷1937年贫病交加去世，奶奶1968年猝死。我家族人多，父辈兄弟姊妹八人，散居全国各地。我爸和二伯长年不在家，我妈也不甚清楚。

    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，有天中午放学，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，中等个子偏瘦，身着四个兜草绿色军装，架着副眼镜，一口流利的休宁话。边上有人提醒说，这是你三伯。后得知，三伯家住四川，曾当过兵，去过西藏，已有十多年没回乡。

    三伯小时在家乡读过小学，粗通文墨。因家中困顿，13岁到屯溪烟店当学徒，参加过屯溪抗战文艺演出。期间结识地下党员王濂芳，接受进步思想教育，秘密加入了地下党。后受浙江衢州地下党派遣，到开化县华埠镇当小学老师，从事地下联络工作。

    1949年4月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江南各地陆续解放，正在华埠的他，怀着一腔热情，主动向驻军首长申请当兵。因为有点文化，有幸得到时任二野十八军政治部主任郭影秋的赏识，亲自批准，如愿加入解放大军的滚滚潮流中，担任军政治部文化教员，日夜兼程向大西南进军。

    他回忆说，从开化徒步出发，每天要走百余里，多时一天200多里。背负着二三十斤负重，边打仗边行军，穿着草鞋，脚都磨出了血泡，鞋子都是自己打，继而是厚厚的脚茧。先后跨过赣江、湘水、乌江，进入云贵高原，来到巴山蜀水，先期抵达四川南部盐都自贡市。那段时间是血与火的考验，目睹了许多战友壮烈牺牲。三伯至今说起，还是泪水涟涟。

    短暂休整之后，1951年初，他们奉命向西藏进军，为大部队和平解放西藏打前站。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冒着高原缺氧的危险，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、折多山、雀儿山等雪山，进入了阿坝、昌都等地区，步行千余里，天寒地冻，大雪纷飞，高原缺氧，最后抵达西藏首府拉萨附近黑河地区。

    按照部队安排，作为政工干部，他经常深入藏民访贫问寒，宣传党的政策。 

    那时藏区生活十分艰苦，天气恶劣，语言有差异，斗争环境十分残酷，有时还有生命危险，但他毫不畏惧。有一次，一个村的头人被仇人杀害，运输工作陷入混乱，他被领导指派前去处理。他采用和风细雨式宣传方法，讲清民族政策，做好双方安抚工作，最终让工作顺利进行。

    他吃了太多的苦，有着太多的故事。今天忆起，三伯总是充满了自豪感。

    1955年转业后，他就被组织分配到了天府之国四川省涪陵地区粮油车船队工作。在那，他成家立业，生养了两儿一女，如今是四世同堂。

    他总说，他是幸运的，遇到了最好的时代。他经常教育家人和后人不负盛世，奋斗正当时。